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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丨特约评论员 于平

3月1日，中国政府网公布了36组数据，全面展示了2018《政府工作报告》量化指标任务落实情况。在2019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，这一举动引起舆论广泛关注。

有媒体将这些数据称之为政府工作报告KPI成绩单，这一形容恰如其分。因为如果把政府比作一家企业的话，这36组数据无疑是关键业绩指标（KPI）。

GDP增长达6.6%，高于此前设定的6.5%的增长目标；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2.1%，低于原定3%的指标；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，超过原定目标；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.1%，比原定目标多出0.1个百分点；移动网络流量自费降幅达63%，是原定降幅30%的两倍还多；全年为个人和企业减税1.3万亿，超出原定目标两千亿……这些数字无一不重要，无一不是体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核心内容。

这样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，来之不易，每一个KPI完成的背后，都有从中央到地方诸多部门的共同努力。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下，不仅没有辜负公众信任和期待，全部完成之前设定的指标任务，许多经济、社会、民生指标还大幅超过原来的目标设定。这些斐然的公共治理成效，显然不只是纸面上的，而是在现实生活中看得见、摸得着，KPI成绩单所带来的民生红利，最终落在我们每个人头上，给了公众满满的获得感。

政府工作报告重视KPI，这是近几年来的一个趋势。全国两会前夕，相关方面公布《政府工作报告》量化指标任务落实情况，已经成为了“标准动作”。例如在去年，不仅公布了36组KPI，而且公开了每个KPI的牵头部门。透过重大政策KPI，展现出政府积极施政的决心和强大执行力。

政府施政的“KPI意识”确立，无疑是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”的重要体现。其实，“KPI意识”没什么高深之处，它无非是告诉民众，政府这一年最关键任务是什么，以及他们如何检验自己有没有完成这些任务。KPI使得政府绩效管理有了明确的抓手，给了民众评价、考核政府以最大的便利。

从世界范围看，政府施政引入KPI，源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那时，由于经济衰退，许多发达国家债台高筑，使得民众对于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产生怀疑，促成了“政府再造”的风潮。于是，许多国家的政府引进新的管理理念，开始向企业学习，采取民间企业的绩效考核模式。

美国学者戴维·奥斯本和特德·盖布勒在他们合著的《改革政府》一书中提出了以企业家精神改革政府的基本原则，并认为新的政府治理模式终将会代替传统的官僚主义模式。这种新型的“企业型政府”的模式，使得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、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，而成为讲究质量、追求效率的企业型组织，政府工作更多以民众的需求为导向，保证了公共服务的高效率和高质量。

十八大报告提出“创新行政管理方式，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，推进政府绩效管理”。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，要以职能转变为核心，继续简政放权、推进机构改革、完善制度机制、提高行政效能，并明确提出，要“严格绩效管理，突出责任落实，确保权责一致”。政府管理中越来越突出了绩效管理“指挥棒”作用，这和企业型政府的国际潮流一脉相承，即用企业中广泛运用的科学管理方法，改善政府效率和活力，实现社会的良善治理。

政府工作报告KPI成绩单，推进政府绩效管理的一个生动而鲜活的案例。在政府转型的关键时期，强化绩效管理，用企业理论、企业家精神来影响和引导的政府改革，是政府管理改革大势所趋。在为政府施政的“KPI意识”而点赞的同时，也需看到，如何让政府施政的KPI更科学、更合理，让每个KPI都真实反映政府的竞争力、执行力，如何提升民众话语权，让民众满意成为可量化测度的考核指标，未来依然任重道远。